余永定：今年财政实际扩张程度远超3.6%赤字率所反映的力度
“创造就业最终依靠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或者经济发展是解决就业问题的根本出路……在讨论就业问题的时候，不能把就业和经济增长对立起来。”近日，在由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和野村综合研究所（NRI）共同主办的第十届中日金融圆桌闭门研讨会上，CF40学术顾问、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发表了他对当前中国经济和宏观经济政策的看法。
余永定表示，所谓的“中国在2020年没有经济增长目标”这种认知是不够准确的。“实际上，中国是有隐含的经济增长速度目标的，只是政府没有公开说明具体的数值。”根据赤字规模、赤字率等指标可以推算，2020年中国GDP的实际增长速度目标是3.4%。
政府工作报告公布后，有观点认为今年财政刺激力度不够大。余永定认为，今年的财政政策扩张程度实际上远超3.6%这个赤字率所反映的刺激强度。但更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是，如果财政支出主要用于帮助群众纾困，那么其乘数效应可能会比较小，对经济的刺激作用也不会很明显。因为在今年前两个季度，群众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储蓄渡过难关的，拿到钱后也很有可能不选择消费，而是用其弥补之前的储蓄消耗。在这种特定的国情背景下，当前想要推动经济增长，主要还得依靠基础设施投资。
以下为余永定发言实录。
文 | 余永定
2020年中国的隐含经济增速目标
众所周知，中国经济的发展对日本经济乃至世界经济都会有一定影响。借此机会，与各位交流分享一下我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看法，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首先是大家比较关心的2020年中国经济走势的主要指标。在“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对中国在2020年一些比较关键的经济指标做了介绍。虽然中央政府并没有明确制定2020年中国GDP的增长速度，但就其他一些指标做了说明，包括CPI年增长不超过3.5%，赤字规模控制在3.76万亿元，同时也给出了2020年中国的赤字率拟按3.6%以上安排。与此同时，“两会”还提出了就业指标，如登记失业率不超过5.5%，2020年全年新增就业岗位达到900万等。
这其中，引起各方普遍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经济增长速度目标的缺位。众所周知，中国在过去几十年来始终非常强调经济增长速度。我认为，在缺少经济增长速度的目标的情况下，很多其他重要的经济指标是很难确定的，各种政策也难以协调。比如说，如果没有名义GDP目标，就可能很难制定相关的财政预算。因此，我个人认为，所谓的中国在2020年没有经济增长目标这种认知是不够准确的。
实际上，中国是有隐含的经济增长速度目标的，只是政府没有公开说明具体的数值。发改委主任何立峰先生在一次讲话中特别提到了GDP增长目标的问题。他表示，客观上，增长目标的关键内容其实已经融入相关指标和政策之中，包括财政、货币和其它政策。
具体而言，我们通过财政部公布的赤字规模3.67万亿元和赤字率3.6%这两个指标，就可以推出2020年中国的名义GDP的增长速度目标，我个人认为大概是5.4%；相应地，也可以推出2020年中国名义GDP的目标是104.4万亿元。如果假设2020年通货膨胀率是2%，那么2020年GDP的实际增长速度目标就是3.4%。
总而言之，我要强调的是，中国政府实际上是制定了隐含的经济增长速度目标，这一数值我们还可以从其它一些重要的经济指标中推算出来。
那么，2020年中国到底是否能够实现名义GDP增长5.4%这个目标呢？我觉得这才是真正值得仔细分析的问题。4月份，我们世经所对2020年经济增长的前景做了一些非常简单的推断，当时我们已经了解到中国第一季度GDP增长速度是-6.8%，同时中国学界普遍认为中国潜在的经济增长速度应该是6%左右。如果我们假设中国在第二季度、第三季度、第四季度经济增长速度能够恢复到潜在经济增长速度，也就是6%的水平，那么可以比较容易推算出2020年中国GDP实际增长速度大约为3.2%左右。这种推算的方法虽然比较简单，但是不难看出，这一结论与后来中国政府提出的潜在经济增长目标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那么，我们是否能够实现3.2%或者3.4%这个实际增长速度目标呢？这个主要看中国有效需求的情况。我们假设在武汉解封之后，也就是5月份之后，中国经济逐渐恢复正常增长，同时假设疫情不会有非常严重的反复，那么中国经济增长是否能够实现3%以上的增长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需求端的状况。
我们知道，需求是由消费需求、资本形成和净出口这三块决定的。我们假设消费需求增长速度和GDP的增长速度大致是一样的（这种假设的根据在于消费需求是收入、收入预期和财富的函数，收入是影响消费的最重要因素），就可以推算出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大概应该是1.76个百分点；同时也需要分析净出口对GDP的贡献。2009年中国净出口增速跌入谷底达到-34%，我们假设今年中国出口的形势像2009年那么差，也即-34%的增速（从今年1至4月份中国净出口-30%的增速来看，这一假设算是比较准确的），那么净出口对GDP增长基本拖累了0.7个百分点。
那么，为了实现3.2%的目标，就需要依靠资本形成的增速来补足，隐含的资本形成增速应该是5.7%。在资本形成中，政府能控制的最主要的变量就是基础设施投资。我们假定房地产、制造业和其它投资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内生的，政府不能直接施加影响力，如果把资本形成中的固定资产投资作为一种政策工具，可以推算出基础设施投资最终的数额。这个数字实际上比较难估算，但是可以合理预测今年基础设施投资相对于去年会有比较明显的增加。唯有这样，我们才能够使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或者资本形成的增速达到5.7%的水平，另外再加上净出口以及消费，才能在需求端保证2020年中国经济达到3%以上的增长速度。
1-5月份的经济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第二季度经济将会恢复正增长，但不会出现强劲反弹。市场的普遍看法是第二季度实际GDP同比增速应该是3%左右，比较悲观的看法则是1%左右。以上述两个数字作为下限和上限，并进一步假设2020年第三、四季度有效需求的同比增速达可以到与潜在增速持平的6%， 容易算出，2020年实际GDP的增速应该在2%和2.4%之间。如果政府无法通过刺激基础设施投资增速，从而带动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很难实现实际GDP 增速2%到2.4%的目标，更遑论达到名义GDP增速5.4%的隐含目标。
不能把就业和经济增长相对立
今年，中国政府特别强调的一个目标就是解决失业问题，这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在此我简单介绍一下与就业相关的一些基本数据。中国2019年全国就业人数是7.7亿人，其中城镇就业人员是4.4亿人，这里包括城市农民工。从事农业劳动的农民1.9亿人。由于农民工流动性很强，失业统计中的误差遗漏还是比较大的。
从下图可以看到，2015-2019年间，全国就业数字基本都是7.7亿左右，虽然每年会有些许变化，但变化幅度不太大。同时，全国城镇就业差不多一直维持在4亿多的水平。由于疫情的冲击，2020年就业状况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恶化，尤其是2020年3月，无薪休假状态没有上班的隐性失业人群有7611万，把它和实际失业的人口相加，那么差不多有上亿人口，这已经是非常严重的失业问题。当然，随着经济的恢复，隐性失业已经从7611万迅速下降到1480万。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经济进一步复苏，隐性失业及实际失业人口都会不断减少。
今年，中国有一个比较明确的900万的就业增长目标。政府强调就业的重要性是完全正确的。但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失业统计中的误差与遗漏，很难说新增就业目标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解决失业问题。增长目标可以用来协调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在中国这种特定情况下，就业目标就很难起到这种作用。
创造就业最终依靠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或者经济发展是解决就业问题的根本出路。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讲到，发展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和基础，我认为这是非常正确的。没有增长、没有发展，就解决不了就业问题。在讨论就业问题的时候，不能把就业和经济增长对立起来。
今年财政实际扩张程度
远超3.6%赤字率所反映的力度
关于中国财政的问题，刚才提到按照中国政府给出的数字，今年财政赤字目标是3.6%，打破了3%的界限。2020年的计划财政赤字为3.76万亿人民币。但中国财政的扩张程度实际要大很多。2020年的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有3万亿左右是从上一年结转、调入的。如果扣除从上年调入的这3万亿，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减去当年全国实际财政收入之间的差额是6.76万亿，相较于之前的算法多出了3万亿。后者代表了对经济更为强大的刺激。所以，如果单看中国3.6%的财政赤字，刺激强度并不算大，但如果把刚才提到的因素都考虑进去，强度就明显加大了。
同时，今年要发行的1万亿特别国债及地方政府要发的3.75万亿专项债都不计入财政赤字，但如果按世界银行使用的广义财政赤字概念，中国的赤字率为11%。当然这个概念不一定完全适合中国的国情，但实际上中国政府所采取的财政政策扩张程度确实大大超过3.6%这个赤字率所反映的刺激强度。
今年发行的政府债（含国债）总计规模达到8.51万亿。我认为这里存在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即大规模财政刺激政策中，很多资金是用做抗疫纾困、帮助民众解决生活困难的。在这个大背景下，我们需要考虑财政赤字或者财政支出的乘数效应。
例如，如果发了一万亿的国债，主要用于改善老百姓的生活和刺激消费，那么它的乘数效应会比较小，在今年前两个季度，中国老百姓很大程度上是依靠个人或家庭储蓄渡过难关的，这点我相信日本同行也是深有体会。如果增发1万亿的支出主要用于帮助群众纾困，那么老百姓拿了这个钱之后很可能不会选择消费，而是选择用来补充过去消耗的储蓄，那么财政赤字或财政支出对经济的刺激作用就不会很明显，经济增长速度也就不会有很大的改善。
所以我认为，在这一特定背景下，想要推动经济增长主要还得依靠基础设施投资。基础设施投资产生挤入效应，使私人企业能够找到投资的机会，从而真正刺激中国经济增长。如果我们没有合理的使用财政支出，把资金主要用在纾困问题上，就可能会面临实际经济增长速度达不到预期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年底的财政收入就可能小于预期，中国2020年最后实际的财政赤字很可能比我们原来预想的要大得多，这是一个值得重点关注的问题。
最后简单说一下货币政策。我认为，今年前半年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是非常积极的，尽其所能帮助企业及居民渡过难关。但这里有一个问题，目前经济增长的恢复主要靠财政政策，如果财政政策不能很好起到推动及牵头作用，那么货币政策所能发挥的作用就会非常有限。
货币政策中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个渠道是通过公开市场操作进行逆回购，继而压低银行间货币市场利率，此外还有调降MLF利率，以期引导LPR报价下行，也即降低银行给企业提供贷款的利率。总而言之，人民银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希望在今年能够给经济营造一个良好的货币环境。但我想强调的是，考虑到我们的财政状况，尤其是考虑到今年财政支出会非常巨大，且下半年财政状况可能有所恶化的情况下，如果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不能提升，央行可能不得不进一步扩大货币政策的宽松度。一旦国债发行出现困难，央行可能要采取类似日本和美国所采取的QE政策。当然，这只是一种选项，但我认为我们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
总结一下，综合考虑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只要有正确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组合，只要政策到位，中国经济完全能够实现正增长，实现2%-3%的实际增长并非不可能。
往届中日金融圆桌精彩内容回顾
2014年
2014年6月22日下午，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与野村综研金融市场研究委员会联合举办了2014年度中日金融圆桌内部研讨会，会议主题是“中日经济：未来十年的风险与机遇”。中日两国30多位经济、金融领域的专家参与了演讲、交流。
在研讨会下半场，中日与会嘉宾重点围绕中国和日本房地产市场泡沫、风险与应对等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
日方专家当时指出，中国房地产市场确实已经进入调整期，供应过大也成了普遍现象。此次调整期，大家都认为更多的是周期性的。如果是这样，那么是否有可能用金融宽松政策去进行应对呢？当然，如果是偏结构性的问题，那么应对起来可能就没那么简单了。
中方专家认为，这一关键问题所预示的房地产市场的趋势，迄今为止并没有得到很认真的评估。当一个系统受到强烈的扰动和抑制，严重背离趋势以后，扰动和抑制因素一旦消失或者减缓，这个系统就会快速向它的均值水平回复。2012年底和2013年中国房地产市场相对比较普遍的回暖，根本原因是均值回复。原因是2011年和2012年上半年，市场受到了一些短期的、临时性因素的抑制。2012年四季度以后，这些抑制性因素的大部分或者维持不变或者消失——货币政策紧缩消失、恐慌消失、对经济前景非常负面的评估趋于稳定，整个市场开始均值回复的过程。这种均值回复使得我们在2012年年底可以预测2013年整个市场表现会很好，而且在2012年年底也可以很好地预测2014年市场会重新走低，因为均值回复带来的上升过程是不可持续的。
2015年
2015年3月25日下午，CF40与野村综研金融市场研究委员会（NRI）联合举行了中日经济学家学术交流会。会议主题为“中日经济的改革与比较”。研讨会上，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青木昌彦、CF40学术顾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吴敬琏分别就“怎样理解经济‘新常态’” “中国的经济体制与发展模式” 发表主题演讲。青木昌彦在演讲之后向吴敬琏赠送了一个特殊的礼物——吴敬琏文集的最新日文译著。
在是次会议上，与会嘉宾对于经济新常态展开热议。与会专家认为，保底线是应该也有必要的，但保底线不能单纯依靠刺激政策。在投资者缺乏投资意愿的前提下，刺激政策容易造成流动性陷阱，资金并不会流向实体经济，反而可能会流向股市。从根本上说，经济可持续的增长还是要依靠大力深化改革，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
2016年
2016年6月24日，CF40与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NRI）共同举办了第6届中日金融圆桌内部研讨会。两国专家就中日经济现状、面临的风险及对策进行了坦诚深入的交流。
上午的讨论集中在两国应对通缩的经验与教训。中方专家首先分析了中国目前的通货紧缩状况，认为宽松的货币政策作用有限，应使用扩张性财政政策来抵御通缩风险。日方专家分享了日本长达20年通缩的成因以及对抗通缩的经验。
下午的讨论聚焦结构性改革。中方专家根据国际经验对中国产业转型所处的历史阶段进行了判断和分析，并根据详实的行业数据，对中国产能过剩的原因、现状和趋势进行了解读。日方专家从历史角度探讨了日本产业结构的沿革，并对安倍正在推动的结构性改革进行了评析。他们强调应以创新主导结构改革，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
2017年
2017年6月3日，CF40与日本野村综研（NRI）金融市场论坛在北京联合举办了第七次“中日金融圆桌内部研讨会”，会议主题为“普惠金融的中日创新与实践”。
针对普惠金融的发展如何解决可持续性问题？与会专家认为，金融机构在开展普惠金融业务时必须做到保本微利，以保证金融服务提供的可持续性；小微企业和中低收入群体作为普惠金融服务的受众，必须以较低的成本和良好的便利性获得金融服务，以保证其生活和生产发展的可持续性。
对于金融科技促进普惠金融发展，日方专家认为，从普惠金融的角度来考虑，结算和资金运用问题能够通过技术层面来解决，而借款方面的难度比较大。在评估贷款时，需要考虑经营者的个人因素，而借助金融科技进行个人信用评估，再结合日本动产评估和知识产权证券化，将会是一个非常好的解决方案。
2018年
2018年6月7日-9日，CF40专家团赴日访问，拜访了日本经济产业省等决策部门，并与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NRI）共同举办了第八次“中日金融圆桌研讨会”。曾深度参与当年日美贸易谈判以及长期致力于研究该领域的近20位日本官员和学者，总结了当年日美贸易谈判的教训和经验，并为当前中美贸易摩擦提出了相关建议。
“从日本的经验来看，和美国的双边磋商很难取得好结果。”有日本学者回忆，在双边谈判中，美国最后总是会拿出安全问题恫吓日本，迫使日本接受美国提出的单方面条款。直到WTO取代关贸总协定（GATT）后，日本才改而利用多边争端解决机制来解决日美贸易摩擦和争端。
日方多位专家反复强调了一点，即中国必须坚持在多边框架下解决贸易争端。对于中国来说，和美国进行贸易谈判一个最有利的局面就是基于WTO的多边贸易规则体系已经建立，美国的单边贸易保护行为将受到WTO规则的约束。
2018年6月，基于与日本经济学家的交流和调研，CF40《要报》总结了日美贸易冲突对中国的启示。
2019年
监制：卜海森 李俊虎